近年来，在农村学校，尤其是偏远的乡村小学，出现了这样一些现象：站在讲台上为孩子们讲课的不是学校教师，而是支教志愿者；组织教师进行专业培训的也不是当地教师进修学校的老师，而是民间培训机构的人员。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是独自来贫困地区献爱心，而是从属于某一民间机构——教育ＮＧＯ（非政府组织）或ＮＰＯ（非营利组织）。
去年的“5·12”大地震后，许多民间组织积极组织人力物力赴灾区开展救援行动，这可以说是ＮＧＯ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一次集中亮相。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各种ＮＧＯ组织就开始在中国各地逐渐发展，他们中有从事环保工作的，有扶助残障人士的，甚至有救助小动物的，其中也有不少教育ＮＧＯ。
起初，教育ＮＧＯ们的主要工作方向是为贫困地区的孩子和学校募集资金和物质支持，并组织志愿者短期支教。国家实行9年制免费义务教育后，义务教育阶段儿童因贫困而失学的现象大幅减少，教育ＮＧＯ的工作重点也转向关注偏远地区教育品质的提高，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教育问题，学前教育和特殊教育，以及乡土文化、民族文化的传承等容易被忽视的领域。他们以自己的热忱态度和专业能力服务于教育的偏远地带，也为农村教育发展带来了多元选择。 11月27~28日，一批教育ＮＧＯ在北京聚会，进行一次题为《应对变化：教育ＮＧＯ的行动与思考》的交流。主办方之一，北京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梁晓燕为这一群体进行了这样的定义——教育类公益组织。他们认为，由于目前公众对教育的期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单纯寄希望于政府解决所有问题是不合情理的，教育公益类组织涉足教育部门暂时无法顾及的领域，也为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创新动力。
从教育ＮＧＯ所从事的活动来看，这一群体具有如下特点：首先，他们是一批有社会使命感、有教育理想的志愿者，绝大多数人收入不高，却热心于为提升农村教育水平而工作，致力于推动教育的均衡发展；其次，他们拥有高学历和多元化的专业知识，有具有资深教育背景的，也有从事企业管理、市场营销、高科技产业甚至艺术创作的，他们为教育发展带来了多元视角；最特别的是他们的“草根”性，这既体现在他们是民间组织，更表现为他们关注“草根”阶层，立足基层，注重解决教育实际问题。
北京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通过调研发现，大学教授或全国名师给农村老师上课，课上学员感觉很兴奋，但课下却又陷入茫然，概念与操作的对接存在问题。于是他们将山东潍坊的优秀农村教师组织起来，经过培训，再请他们到甘肃培训当地的农村教师。相同的学历背景，相似的教学环境，令教学技能的移植更加顺畅，当地教师反映效果比以前好得多。活知识立群社是一家香港民间公益团体，从2004年开始在甘肃泾川县开展“中国农村良师工程”。他们依托香港的优质教育资源，通过与县教育局的合作，以5年时间培训30名教育干部与校长和3000名基层教师。作为培训者的香港优秀校长和教师要直接下到10所乡小，培训课程具有连续性，培训后还提供后续指导和日常性支持。乡村教育促进会则只有一所试点校，5名工作人员长期工作在学校，不仅指导教师用新课程的理念教学，还亲自上示范课，并坐在教室中与教师一同面对学生的问题，共同寻求解决方法。他们认为，无论多好的教学方法，初用者都会遇到问题，这让他们很难坚持。“不能让他们单独面对，我们要负起责任，共同克服阻碍”。好人好事ＮＰＯ从关注教师的亲子关系、亲密关系入手，帮助教师改善沟通技巧，提升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减轻职业倦怠感。
相对于教育主管部门组织的教师培训，教育ＮＧＯ的培训目标定位更偏向农村教学一线，培训内容更具体，更关注受训者的需求和感受，但也有局限。比如有的志愿者缺乏专业经验；有的项目重复，零散，缺乏持续性；与政府沟通不畅。这也是不少教育ＮＧＯ发展中需要突破的瓶颈。
参加此次交流会的教育ＮＧＯ有100多家，他们对当前面临的挑战和如何应对进行了坦诚而深入的交流，甚至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他们大多在各自擅长的一个领域内从事一些小项目的运作，不少人并不讳言他们正面临资金、人员和项目不足等问题。这也是目前中国教育ＮＧＯ的现状。但他们关注社会基层问题，致力于为教育均衡发展作贡献，以及从小事做起、从小范围起步的务实精神，也值得政府部门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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