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财经大学大门口见到黄长生时，该校一些毕业班的学生在拍毕业合影，“如果我不休学，今年也跟他们一样了。”
“我从一个理想主义者，转变为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谈起一年的休学支教，黄长生平静地告诉记者。
一个休学支教的大学生
黄长生２００２年考入中央财经大学，出生于重庆农村的他一直想着为父老乡亲做点什么。大一时，他加入了学校的“星火”农村发展促进会（校社团组织），开始了他的“支农”历程。由于他的热情和努力，大二时他被推选为该社团的会长。
２００４年４月，身为“星火”会长的黄长生认识了尚立富。尚立富是“西部阳光行动”（以大学生支教西部农村为主要活动项目）的创始人，此时正是“西部阳光行动”的创始阶段，黄协助了这个组织的创建工作。
“西部阳光行动”最初的发展是相当困难的，一是缺人，二是缺资金。缺人，组织人员就到各高校招募志愿者；缺钱，组织人员就到处找赞助。后来，福特基金会答应，如果“西部阳光行动”的项目符合要求，将给予他们支持。黄长生等人提交了《甘肃何家山学校支教项目书》，得到了福特基金会项目官员何进的肯定，但他认为该项目应该有一个长期的志愿者在当地蹲点，负责保证项目在当地的顺利实施。
黄长生选择了接下这个任务，“那段时间，成天沉浸在支教的事中，没怎么犹豫就做出了这个决定。”但事情并非黄想的那么简单，当他向学校和父母说出这个事后，招来了一片反对声。在黄的父母亲看来，放着好好的书不念，去农村这样一个没有前途的地方，是不可取的。同学们中也很少有赞成的。
黄长生经过反复思考后，向学校递交了《关于服务西部、报效祖国休学一年的申请书》，决定赴甘肃临洮县何家山担任长期志愿者，支教扶贫。申请没有当即获得批准，但下定决心的黄长生，于２００４年７月中旬，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１３所高校的２０余名志愿者一起奔赴了何家山。
“那时参加支教的想法很简单。除了为家里缓解一年的经济压力外，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以提高自身能力。”而对于自己支教对当地的作用，黄长生最初觉得，农村什么都不好，教育、文化、经济状况都很差，而自己能给农村做的事太多了。
黄长生虽然出生在农村，但第一次到西北的一个偏远农村，许多地方都不适应。至今让黄记忆深刻的是，由于不会捣腾炉子，燃不着火，弄得下午三点钟还吃不到午饭，又饿又无助的他，差点哭出声来。
８月中旬，同来的暑期志愿者结束支教，离开了何家山学校。黄长生开始一个人留在何家山，孤独、误解，随之而来。一次，当地一个老师跟他开玩笑，说他应该多吃点骡子的左前蹄儿，并告之那玩意儿专门医精神病的。这让他感到支教并非来时想的那么简单。
由于认识上的差异，黄长生和当地农民交流起来很困难。 “你告诉当地的农民，小孩多受教育好，他们当时很赞同，但转身就忘了。”黄回忆起当初工作进展的困难，农民们看不到读书带给他们的实际好处，当地村子也没出一个大学生，“一个班五十多个学生，有十几个人厌学是很经常的。”
两个月的暑假过后，黄长生回到学校，正式办理了休学支教申请，做了一份长期支援者年度计划书，就又回到了何家山。
何家山学校开学后，黄长生工作的主要内容是接替校长的综合实践课，以及负责建立该校的图书馆，图书都是外面捐赠的。
“自己是非师范学生，没有教学经验，在教学上难以有很大作为。”黄长生说，当地学校老师体罚学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黄告诉那里的老师，不要体罚学生，要跟学生交朋友，而当他切身去实践时，学生跟他成了朋友，却经常在课堂上跑上讲台，纪律难以维持。
实际上，黄长生支教的大部分精力是放在农民身上。
“为了真正融进当地人的生活，我的生活习惯开始完全跟他们一样。”当地缺水，洗衣服是件难事，黄也两三个月洗一次；村民给他东西吃，他也不洗手，抓起来就吃；在村里走路黄也开始穿布鞋了。
村里人开始把他当成他们中的一份子，黄长生跟当地人的交流开始容易起来，工作也方便了。
通过努力，黄对当地的贫困生开展了“一对一”的资助帮扶活动；募集贫困生救助金和代课老师补贴两万余元；和江苏的一位老师一起，通过网络帮助农民推销当地惟一的经济作物百合，使百合的价格从原来的四元一公斤提高到二十元一公斤。
黄长生还定期组织北京、甘肃的大学生志愿者，到何家山及其周围的村庄开展各种形式的支教支农活动。一有机会，他还会邀请外地的老师和教育专家到整个学区开展教师培训活动。
何家山异常缺水，每天天还没亮，就有很多村民在全村惟一的泉眼处排队接水。黄长生请来专家勘测，发现何家山不是缺水，而是流经这里的水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在和当地村民讨论后，黄和他们一起制定了一份经过专家论证的工程项目书。项目由村民自愿出工，只需要募集材料费即可完成。黄长生又通过努力，终于得到一位深圳热心人士２３５００元的资助。他临走之前，整个修建工作已基本结束。
黄长生觉得在支教期间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是，２００５年春节当地的“社火”文化重又振兴。由于前几年当地经济作物百合的价格猛跌，农民收入锐减，“社火”已停办很久。他从明日中华教育基金会处筹得资金，并说服当地村民，组建了社火队。这不仅让农民们改掉了当地逢节必赌的陋习，也使他们通过四处表演，赚到更多的收入。
２００５年７月，黄长生结束了一年的支教，回到学校继续他的学业。
如何给“志愿者”下定义
６月初，来超可以稍微松口气了，暑期志愿者的培训工作刚结束不久。
这是曾为志愿者，现为“西部阳光行动”大学生支教项目负责人的来超，第一次负责该项目志愿者的召集和培训。
“西部阳光行动”召集大学生志愿者的宣传一出现在大学校内，报名的学生数出乎意料的多，来超说，今年计划召集５３名志愿者，有１７３２个大学生报名。“由于受到经费和人力的限制，‘西部阳光行动’召集大学生志愿者的人数非常有限。”
从基本知识的笔试到面试，志愿者要经过四轮严格的竞选。志愿者初期笔试，一般都由各大学相关社团负责，最后一轮面试由来超进行。“这批学生基本素质都很高，但绝大多数对志愿者的定义缺乏正确的认识。”
来超说，面试的学生中，４０％是带着旅游的想法想去西部看看；５０％认为西部农村太穷，想去帮帮他们；而只有１０％认为应尽自己之力，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同时提高自身能力。
由于参加面试的学生多，工作人员基本上就来超一人，每个人面试的时间大概三四分钟，“这么短的时间，想了解一个人是比较困难的。这导致对志愿者的管理比较困难。”
在来超看来，绝大部分大学生的心态是下乡支援西部。尚力富认为，大学生志愿者喜欢把自己定义为救助者，其实他们也是在帮助自己。
今年４月底，西部农村教育暨乡村建设志愿者论坛在京举行，来自全国的民间教育组织对志愿者的定位问题进行了讨论。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办公室副主任潘家恩认为，很多志愿者的老家就在农村，本身就是农村的主人，而他们却把自己定位成是为农村的发展做善事。
贵州“阳光志愿者之家”的任飞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由于现在大学生就业压力在，很多大学生支教的动机是为了给自己增添考研或找工作的筹码。
对于志愿者的认识，清华大学ＮＧＯ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则表示，在西部支教过程中，志愿者精神与其说是奉献或者救济，不如说它就是一个制度安排，帮助的是西部儿童，实际上受益的不只是西部儿童，也包括我们自身。作为负责任的公民，每个人都有责任去改善社会环境，包括帮助西部的孩子。每个人是贡献者也是受益者，这是志愿精神的出发点。
大学生志愿者应该做什么？
在西部农村教育暨乡村建设志愿者论坛上，众多志愿者感到支教支农活动存在许多问题。
许多志愿者表示自己在支教过程中感到没有什么作为，到了农村，当地热闹两天，大学生一走，当地又恢复原样，有时甚至还给当地农村带来一些负担和麻烦。
贾西津认为，大学生支教者克服支教过程中的无力感，正是志愿者精神的体现，是个人追求理想社会的努力。
《ＮＰＯ纵横》编辑杨国琼认为，大学生带着很多的困惑，怎么帮助别人？大学生下乡不是改变当地，主要是学习和了解农村。所以必须从当地的角度想，而不是从城市人或者大学生的角度。
对于大学生志愿者在支教过程中，大多传播自己的知识理念和宣讲城市的好处时，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盛江华提出，当农村尤其是西部农村孩子，在得知了城市的丰富多彩，甚至被组织到城里参观后，城市和西部农村现实的差距，对孩子的打击和落差心理教育由谁承担。
“农民需要尊重，怎么让他们认识自己及其优点，让他们成为自己的主人，这是支教者应该做的”，尚立富向记者阐释了他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