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支教仅是救助别人?2012-08-12 18:0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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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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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央财经大学大门口见到黄长生时,该校一些毕业班的学生在拍毕业合影,“如果我不休学,今年也跟他们一样了。”

  “我从一个理想主义者,转变为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谈起一年的休学支教,黄长生平静地告诉记者。

  一个休学支教的大学生

  黄长生2002年考入中央财经大学,出生于重庆农村的他一直想着为父老乡亲做点什么。大一时,他加入了学校的“星火”农村发展促进会(校社团组织),开始了他的“支农”历程。由于他的热情和努力,大二时他被推选为该社团的会长。

  2004年4月,身为“星火”会长的黄长生认识了尚立富。尚立富是“西部阳光行动”(以大学生支教西部农村为主要活动项目)的创始人,此时正是“西部阳光行动”的创始阶段,黄协助了这个组织的创建工作。

  “西部阳光行动”最初的发展是相当困难的,一是缺人,二是缺资金。缺人,组织人员就到各高校招募志愿者;缺钱,组织人员就到处找赞助。后来,福特基金会答应,如果“西部阳光行动”的项目符合要求,将给予他们支持。黄长生等人提交了《甘肃何家山学校支教项目书》,得到了福特基金会项目官员何进的肯定,但他认为该项目应该有一个长期的志愿者在当地蹲点,负责保证项目在当地的顺利实施。

  黄长生选择了接下这个任务,“那段时间,成天沉浸在支教的事中,没怎么犹豫就做出了这个决定。”但事情并非黄想的那么简单,当他向学校和父母说出这个事后,招来了一片反对声。在黄的父母亲看来,放着好好的书不念,去农村这样一个没有前途的地方,是不可取的。同学们中也很少有赞成的。

  黄长生经过反复思考后,向学校递交了《关于服务西部、报效祖国休学一年的申请书》,决定赴甘肃临洮县何家山担任长期志愿者,支教扶贫。申请没有当即获得批准,但下定决心的黄长生,于2004年7月中旬,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13所高校的20余名志愿者一起奔赴了何家山。

  “那时参加支教的想法很简单。除了为家里缓解一年的经济压力外,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以提高自身能力。”而对于自己支教对当地的作用,黄长生最初觉得,农村什么都不好,教育、文化、经济状况都很差,而自己能给农村做的事太多了。

  黄长生虽然出生在农村,但第一次到西北的一个偏远农村,许多地方都不适应。至今让黄记忆深刻的是,由于不会捣腾炉子,燃不着火,弄得下午三点钟还吃不到午饭,又饿又无助的他,差点哭出声来。

  8月中旬,同来的暑期志愿者结束支教,离开了何家山学校。黄长生开始一个人留在何家山,孤独、误解,随之而来。一次,当地一个老师跟他开玩笑,说他应该多吃点骡子的左前蹄儿,并告之那玩意儿专门医精神病的。这让他感到支教并非来时想的那么简单。

  由于认识上的差异,黄长生和当地农民交流起来很困难。 “你告诉当地的农民,小孩多受教育好,他们当时很赞同,但转身就忘了。”黄回忆起当初工作进展的困难,农民们看不到读书带给他们的实际好处,当地村子也没出一个大学生,“一个班五十多个学生,有十几个人厌学是很经常的。”

  两个月的暑假过后,黄长生回到学校,正式办理了休学支教申请,做了一份长期支援者年度计划书,就又回到了何家山。

  何家山学校开学后,黄长生工作的主要内容是接替校长的综合实践课,以及负责建立该校的图书馆,图书都是外面捐赠的。

  “自己是非师范学生,没有教学经验,在教学上难以有很大作为。”黄长生说,当地学校老师体罚学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黄告诉那里的老师,不要体罚学生,要跟学生交朋友,而当他切身去实践时,学生跟他成了朋友,却经常在课堂上跑上讲台,纪律难以维持。

  实际上,黄长生支教的大部分精力是放在农民身上。

  “为了真正融进当地人的生活,我的生活习惯开始完全跟他们一样。”当地缺水,洗衣服是件难事,黄也两三个月洗一次;村民给他东西吃,他也不洗手,抓起来就吃;在村里走路黄也开始穿布鞋了。

  村里人开始把他当成他们中的一份子,黄长生跟当地人的交流开始容易起来,工作也方便了。

  通过努力,黄对当地的贫困生开展了“一对一”的资助帮扶活动;募集贫困生救助金和代课老师补贴两万余元;和江苏的一位老师一起,通过网络帮助农民推销当地惟一的经济作物百合,使百合的价格从原来的四元一公斤提高到二十元一公斤。

  黄长生还定期组织北京、甘肃的大学生志愿者,到何家山及其周围的村庄开展各种形式的支教支农活动。一有机会,他还会邀请外地的老师和教育专家到整个学区开展教师培训活动。

  何家山异常缺水,每天天还没亮,就有很多村民在全村惟一的泉眼处排队接水。黄长生请来专家勘测,发现何家山不是缺水,而是流经这里的水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在和当地村民讨论后,黄和他们一起制定了一份经过专家论证的工程项目书。项目由村民自愿出工,只需要募集材料费即可完成。黄长生又通过努力,终于得到一位深圳热心人士23500元的资助。他临走之前,整个修建工作已基本结束。

  黄长生觉得在支教期间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是,2005年春节当地的“社火”文化重又振兴。由于前几年当地经济作物百合的价格猛跌,农民收入锐减,“社火”已停办很久。他从明日中华教育基金会处筹得资金,并说服当地村民,组建了社火队。这不仅让农民们改掉了当地逢节必赌的陋习,也使他们通过四处表演,赚到更多的收入。

  2005年7月,黄长生结束了一年的支教,回到学校继续他的学业。

  如何给“志愿者”下定义

  6月初,来超可以稍微松口气了,暑期志愿者的培训工作刚结束不久。

  这是曾为志愿者,现为“西部阳光行动”大学生支教项目负责人的来超,第一次负责该项目志愿者的召集和培训。

  “西部阳光行动”召集大学生志愿者的宣传一出现在大学校内,报名的学生数出乎意料的多,来超说,今年计划召集53名志愿者,有1732个大学生报名。“由于受到经费和人力的限制,‘西部阳光行动’召集大学生志愿者的人数非常有限。”

  从基本知识的笔试到面试,志愿者要经过四轮严格的竞选。志愿者初期笔试,一般都由各大学相关社团负责,最后一轮面试由来超进行。“这批学生基本素质都很高,但绝大多数对志愿者的定义缺乏正确的认识。”

  来超说,面试的学生中,40%是带着旅游的想法想去西部看看;50%认为西部农村太穷,想去帮帮他们;而只有10%认为应尽自己之力,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同时提高自身能力。

  由于参加面试的学生多,工作人员基本上就来超一人,每个人面试的时间大概三四分钟,“这么短的时间,想了解一个人是比较困难的。这导致对志愿者的管理比较困难。”

  在来超看来,绝大部分大学生的心态是下乡支援西部。尚力富认为,大学生志愿者喜欢把自己定义为救助者,其实他们也是在帮助自己。

  今年4月底,西部农村教育暨乡村建设志愿者论坛在京举行,来自全国的民间教育组织对志愿者的定位问题进行了讨论。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办公室副主任潘家恩认为,很多志愿者的老家就在农村,本身就是农村的主人,而他们却把自己定位成是为农村的发展做善事。

  贵州“阳光志愿者之家”的任飞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由于现在大学生就业压力在,很多大学生支教的动机是为了给自己增添考研或找工作的筹码。

  对于志愿者的认识,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则表示,在西部支教过程中,志愿者精神与其说是奉献或者救济,不如说它就是一个制度安排,帮助的是西部儿童,实际上受益的不只是西部儿童,也包括我们自身。作为负责任的公民,每个人都有责任去改善社会环境,包括帮助西部的孩子。每个人是贡献者也是受益者,这是志愿精神的出发点。

  大学生志愿者应该做什么?

  在西部农村教育暨乡村建设志愿者论坛上,众多志愿者感到支教支农活动存在许多问题。

  许多志愿者表示自己在支教过程中感到没有什么作为,到了农村,当地热闹两天,大学生一走,当地又恢复原样,有时甚至还给当地农村带来一些负担和麻烦。

  贾西津认为,大学生支教者克服支教过程中的无力感,正是志愿者精神的体现,是个人追求理想社会的努力。

  《NPO纵横》编辑杨国琼认为,大学生带着很多的困惑,怎么帮助别人?大学生下乡不是改变当地,主要是学习和了解农村。所以必须从当地的角度想,而不是从城市人或者大学生的角度。

  对于大学生志愿者在支教过程中,大多传播自己的知识理念和宣讲城市的好处时,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盛江华提出,当农村尤其是西部农村孩子,在得知了城市的丰富多彩,甚至被组织到城里参观后,城市和西部农村现实的差距,对孩子的打击和落差心理教育由谁承担。

  “农民需要尊重,怎么让他们认识自己及其优点,让他们成为自己的主人,这是支教者应该做的”,尚立富向记者阐释了他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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