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区农村孩子都要寄宿?2012-08-12 18: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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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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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里房子都没了,像个死村一样。要是孩子们再不在村里上学,欢声笑语听不到了,就更像一个死村了。”去年9月,在四川阿坝州茂县一个羌族村寨,得知自己任职的村小学将被撤掉的消息后,校长站在地震废墟上,伤感地说道。这个村寨位于茂县与汶川交界处,1000多口人,村小成立于1950年代。全校200多学生,小学一至六年级都有,其中五、六年级都是两个班,还有汶川的学生来校就读。“实际上,这个村小已相当于乡中心小学了。”慧慧是国内某NGO组织的成员,汶川地震后,她来茂县考察学校,最后确定援建这一所村小。
  慧慧带了建筑设计师去,但听村小的校长说,县教育局已做了规划,这所村小要撤并到乡中心小学。“我们去县教育局询问,教育局官员说,这个村小不能援建了,要撤。我们决定再争取一下。这是个大村子,村小有六七十年的历史了,教育传统非常好。但县里请示后又讲:上面说了,村学一所也不保留,全部砍光。”
  事实上,从2000年起,四川省中小学布局的调整一直在进行。调整的基本原则,按四川省教育厅厅长涂文涛的说法,是“加大寄宿制学校建设,做到中心校建在乡,初中建在中心镇,高中进县城”。
  2008年4月11日,在省教育厅和财政厅举行“2008年乡村教育发展留守儿童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会议上,涂文涛宣布:“全省将投入3亿元的资金,建设、改造400所农村留守儿童寄宿制学校的教学用房和学生宿舍。”工程项目预计将在2008年底以前全部竣工并交付使用。
  一个月后,地震打断了这一进程。然而,随即展开的灾后重建,却给四川提供了百年难遇的机会,迅速恢复并大大推进这项工作。

  多花钱的“圈养”?
  从去年5月至今,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四川灾区特别是阿坝州学校规划布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乡一校”政策在当地得到全面推广:村小被撤销,所有孩子都集中在乡镇中心小学。据称,这一政策将作为教育部未来在贫困地区农村提高中小学教育质量的重要举措。
  对此,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梁晓燕说:“这个决定是突然宣布的。它出台的过程是什么?论证在哪里?外界一点不知晓。整个决策时间,可能在一个月之内,估计是想趁着重建的机会,搞‘撤点并校’,一步并到位。”
  按照规划,阿坝州13个县中的8个地震重灾县,重建时全部要撤并村小。其中,茂县原有107所学校,2008年12月,茂县县政府制订《茂县灾后恢复重建实施规划》(送审稿)称:“……调整学校布局,实现‘一乡一校’目标,全县恢复重建各类学校33所。”到2009年4月,阿坝州政府发布的《阿坝州灾后重建学校重建进展情况通报(一)》中,茂县的重建学校数字又减少了2所,变成了31所。
  慧慧说:“目前,茂县教育局的精力都放到重建的硬件上了。因为政府承诺,9月1日要让学生搬进永久性学校,这个任务压在头上,完不成乌纱帽就可能保不住了,根本没有精力考虑软件建设。虽然茂县只有31所学校,但9月1日前要全部完工,压力很大。”而原来规模小的学校,因为灾后重建全都变成了大学校,大大阻挡了社会力量的介入。
  据了解,现在阿坝州重建一所小学最少要投800万,1000万、2000万的投资都是少的。一些企业派人到灾区寻找合建项目,都败兴而回,因为没有能力资助规模如此巨大的学校。
  梁晓燕则认为,上述撤并决定是灾难性的。它涉及所有的学生,做决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对教育、对学校、对孩子们会带来什么后果?这些都是非常值得质疑的大问题。
  几年来,梁晓燕在四川省以外做过许多调查,搜集农村地区现有寄宿制学校情况,发现其中有很多问题。一是学生营养缺失严重;二是它是一种“圈养”,学生心理发展出现很多问题;三是导致学生厌学。“一个孩子从头到脚天天关在一个地方,学校条件也不是很好,地方又不是很大,没有什么可玩的,天天都要6∶50起床,到晚上9:30熄灯,一直在读书,他能不厌学吗?”
  梁晓燕认为全国可能也有一两所寄宿制学校,条件比较好,办得不错。但它不应该作为唯一的学校方式来推广。她说:“对于政府部门,‘一乡一校’的正面经验是能建好的校舍,管理成本大大下降。但对学生来说,求学成本大大上升。因为不可能对学生生活费全免。灾区可能有几年的免费,但不可能永远是这样,免费也不可能全国通用。”
  据梁晓燕了解,一个孩子在寄宿制学校每月的支出是50~80元,一个学期支出300多元。义务教育免掉的学费、书本费不足200元。但是学生在寄宿制学校所花的钱,又大大超出了“两免一补”的钱。在其他实行寄宿制学校的省区,也已出现了辍学率反弹,梁晓燕担心阿坝州也会出现这个情况。
  绵阳市安县桑枣镇第二中心小学,是当地最早“撤点并校“的学校。桑枣二小的覆盖范围有8个行政村,全部是山区。2006年底,在县教育局、镇政府的支持下,8个行政村全部村小、教学点的孩子,都集中到了桑枣镇二小。学校里还有幼儿园,最小的孩子才两岁半。
  桑枣二小校长税清礼说: “孩子来到寄宿制学校,家长对孩子的品德教育不用再操心,可以放心地外出找钱了。”
  税清礼说,老百姓不愿村小撤并,一是孩子小,在村小可以少走路,还可以天天见面。二是少花钱。“孩子上村小时,天天在家吃饭,自己做的腊肉、自己种的小菜,可以不算成本,现在每天要掏10元的生活费,他觉得经济上划不来。安县是贫困地区,山区老百姓靠种洋芋为生,现在主要收入来源是外出打工,因此家庭教育投资不是很高。”
  税清礼强调:“我校学生没有因为撤并村小而辍学的。部分家长虽然有意见,但看见大家都这样,也就跟着做了。”
  桑枣二小离家最远的孩子,回家要走30里路。学生每周五下午回家,每周日下午到校。一般是学生结对回家,少部分学生有家长来接。

  影响文化传承?
  寄宿制学校,相当部分存在于少数民族地区。
  茂县是全国羌族最大聚居区,88%为羌族人口。在慧慧希望援建的那所村小所在镇,地震前四五年已开始撤并村小。有村小的地方,孩子5岁就上了一年级,因为当地少数民族说羌语,汉话听不太懂,6岁再读一年一年级。撤并村小后,偏远村庄的孩子去乡中心小学要走几里到十几里的山路。家庭条件好的家长,在乡镇租房子陪读。多数孩子是跟着哥哥、姐姐一起上学,大的照顾小的。
  “羌族学生六七岁就集中到寄宿制学校,社会化过程刚刚开始,就与社区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相隔绝了,”梁晓燕说,“现在学校的教育方式都是城市化的、以升学为导向,学生的生活、学习内容与本民族文化没有丝毫关系。严格地说,25年之后,这一代人的民族文化就没有了。50年后,这里的羌族文化、藏族文化一点根基也没有了。”
  梁晓燕认为,寄宿制学校是一个封闭的学习系统,学校虽有羌族文化课,但文化不仅是一种知识,更需要在生活中、在社区里一点一滴地养成。她说:“灾后重建,为了保存少数民族文化,我们要建那么多博物馆,大兴土木。这些都该建,但对于民族文化来说它们是死的,最重要的是人,保留在人身上的文化才是活生生的文化。”
  跟学者和NGO人士对寄宿制学校可能导致羌族传统文化消融的痛心疾首比起来,作为当事人的羌族群众、学生,却是平静中带有一丝迷惘。
  目前,那所村小仍在原址上课。9月1日后,全部学生将合并到镇中心小学。本镇除镇中心小学外,还有7所村小,地震前撤并到了4所。全镇的村小加起来,比中心校人还多。最小的村小有五六十人,最大的170多人。
  谈起村小将被撤销时,村小校长的语气颇为平静,反应并不激烈。“合并后,中心小学的条件、师资比村小好得多。村小的孩子见识欠缺,家长觉得这样可以锻炼孩子。现在的老百姓都了解社会的发展,知道城镇的孩子与村里的孩子,智力开发差距很大。孩子离开父母,懂事多了,独立性也强了。”
  村里到镇上15里路,孩子上寄宿学校,每周回一次家。“孩子来村小上学,路上碰到余震、滑坡,会有危险,住到中心校就好了。”
  校长认为,应该不会存在辍学问题。“现在家长都重视子女的学习,他就是再不放心,也要把孩子送到寄宿制学校。”
  谈及去年在地震废墟上,自己那一番伤感的话,校长解释说:“我们村是旅游地,游客来了,看不见孩子,未免觉得单调……”犹豫片刻,校长又说:“我们很想保住这个村小,但去上面问了,回话是‘不行’。”
  以汉族化、城市化特色为主的寄宿制学校,取代有羌族特色的在地教育方式,是在羌族文化趋于消融的社会大背景下发生的。羌族32万人,现在仍说羌语的只有8万人。
  羌语没有文字。据悉,阿坝州曾向上面申请过,希望整理出羌族文字,像藏文一样,对本民族文化形成文字传授,但未被批准,到现在中小学也没有羌文教材。阿坝州13个县,都没有开设羌文课的学校。州里培养过一批教羌文的老师。截至2000年,共有30多名羌文专业专科生和85名中专生毕业,但这批老师毕业后,连工作都不好找。
  上述那位羌族村寨小学校长说:“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都不会说羌话了。”这个村属于汉化严重的村庄,但当地除了村支书、村主任外,还有长老作主,有过羌族节日的习俗。但他又认为:“撤并村小,对民族文化的传承没什么不利影响。中心校也在羌族地区,说不定文化传承比村小更好些。”
  事实上,四川省在灾后重建中,少数民族地区撤并村小的力度特别大,因为这里人口密度小。彭州、绵竹等地的不少村小仍然保留着。那里是汉族聚集区,人口密度大。

  学生的未来
  寄宿制学校不独发生在21世纪的中国西部农村。法国大革命期间,就有山岳党人提出,国家应将5岁~12岁的儿童一律收容到24小时全托制的学校宿舍,进行强制教育。但这个提议在1793年的国民议会上产生了激烈的争论,遭遇流产。反对意见主要是:由于当时政府的财力所限,这个提案是不可能实现的。另有反对意见认为,国家对教育的强制,不符合自由的原则。
  梁晓燕说,现在国外也有寄宿制学校,但一般是高收费的贵族学校,它要保证比非寄宿制学校的条件好很多。中国是在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基础上普遍搞寄宿制,不可能条件很好,国家的充沛投入也不可能达到。她说,根据自己搜集到的大量资料表明,现有的寄宿制学校,对学生的营养、健康、心理、人格发展,包括知识的学习,都不是一个好办法。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政策简报》2009年第一期刊登的由西北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和斯坦福大学合作进行的一份调查研究报告也表明,农村寄宿制学校管理干预对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在校生巩固率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学生饮食、身体发育和心理发育方面的数据调查表明,寄宿生和非寄宿生之间存在显著的差距。
  调查报告还表明:与非寄宿生相比,寄宿学生更倾向于无法安心学习、自卑及怀疑自己能力、易为一些小事烦恼、焦虑时易于失眠、易于对某些日常食物怀有恐惧以及冲动和控制力差等。
  梁晓燕说:“教育面对的是一个一个的活的学生。人格养成是需要多种营养的。孩子的成长、亲情的需要,社区、家庭的作用非常重要,不是一所封闭式学校就能全部满足的。这么多孩子集中在一起,没有好的管理,弱小的孩子受欺负无处可逃。学校怕出事,所有方面都管得死死的,情形可想而知。”
  然而安县桑枣镇第二中心小学校长税清礼,对寄宿制带来学生人格的不同成长方式,却持乐观态度。
  税清礼说:“中心校的教育手段要丰富得多。村小往往是一个老师包班,村小孩子上课很自由,有的一个班三四个人,各上各的课,语文、数学都是一个老师教,一堂课可以上两个小时,很不规范。有的地方,调老师没人愿去,就请未受过培训的代课教师。孩子在村小上学,家庭条件差,一年也难得漱几次口,脚也不洗,被也不叠,回家做作业时,扯张凳子,有的在饭桌上做,上面还有油花。”他补充道:“现在的大学生,生活不能自理的多的是。”
  孩子想家了怎么办?“我们这里有亲情电话,学生买卡后,可以给家长打电话。老师家访很少,多是通过电话与家长联系。”
  税清礼说:“现在学校最大的担子就是安全。学生不能随便出校园。家长把孩子交到了学校,孩子在外出了事,家长要找学校,学校又不愿承担这个责任。外出遇到车祸怎么办?去外面买吃的,个体摊贩售出的食品质量不能保证。学生有事需要出校门,得开假条。家长来看孩子,要带出去的,家长要在假条上签字,责任移交。”
  在桑枣二小的活动板房里,学生们每天6∶40起床早读,上课。下午2∶00~5∶00上课。晚饭后还要上两节晚自习。税清礼说:“这是为了安全起见,要把他们集中起来,不管不行啊。每节课都有老师看着。你要让他们看电视,有的孩子不爱看,就跑来跑去,容易出事。”

  一天到晚在上课,孩子们的余暇在哪里?
  税清礼校长说:“孩子们的课余活动有啊,课间操时间、午饭前后两个小时,学生都可以自由活动。但是按照上面的规定,学生不能离开老师的视线,否则学生出了事故,老师要承担责任。这一节课是你这个老师上的,全班50个学生,下课后要完完整整、一个不少地交给下一节课的老师。”
  灾区一位寄宿制学校的校长则认为,学校对学生的管理程度超过了家庭管理,并带有军事化管理的性质。
  “2001年开始在西部农村推广的寄宿制学校工程,有特别多的问题。它对学校管理的要求很高,这种突然转变,教育部门有没有作好准备?‘一刀切’到如此严重的程度,是在搞教育吗?”梁晓燕无奈地说:“如果挡不住这个决策,无论如何,小学一至三年级的孩子,应该在村小读书。坚决、坚决地反对一刀切。”

  (西南科技大学新闻系学生殷菁芸、何柳、冯祎民对本文采访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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